赵松源与董路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足球圈热议的话题，尤其在“不董就问”的疑问下，围绕赵松源为何最终没有跟随董路继续发展这一问题，需要从多方角度拆解。结合现有资料，这一选择背后既涉及个人成长路径的权衡，也暗含青训体系与家庭利益的博弈。

从董路的视角看，他始终将赵松源视为“被自己发掘并培养”的代表性人物。据董路在直播中的表述，他坚持将赵松源纳入“足球小将”体系，甚至为此与清华附中方面多次交涉。这种坚持源于赵松源在小学阶段展现的“踢球有想法”的特质，尽管其身体条件在初期被多家足校质疑，甚至建议改练门将。董路认为，赵松源的潜力需要通过系统化训练释放，而他本人为此付出了四年时间，从清华附中到U17国少，逐步将赵松源推向更高平台。

但赵松源的选择显然与董路的预期存在偏差。资料显示，赵松源母亲在采访中承认，儿子在加入“足球小将”时“根本达不到小将水准”，这一说法与董路的坚持形成微妙冲突。更关键的是，赵松源在清华附中期间的表现并未因加入“足球小将”而发生质变。尽管董路通过“破格同意”让赵松源参与部分训练和比赛，但初期的参赛费用仍由家庭承担，这种“半官方半民间”的状态，客观上削弱了董路体系对赵松源的全面影响。

家庭因素在这一选择中占据重要地位。赵松源的父母显然更倾向于将儿子留在清华附中，这不仅出于对教育资源的重视——清华附中上地小学是其家庭所在学区，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对青训体系风险的规避。资料显示，赵松源在清华附中时已具备“无法再提高”的瓶颈，而董路体系的加入并未带来立竿见影的突破。这种情况下，家庭更倾向于选择稳定性更高的路径，而非跟随董路冒险探索可能的不确定性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赵松源的最终选择并非完全否定董路的贡献。其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2024年，当时他通过选拔进入U15国少队，并在赴日本拉练期间展现出技术潜力。这一阶段的成长，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董路“四年培养”的价值，但同样说明赵松源的突破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董路在直播中强调的“带他们练了四年”更多是一种情感上的坚持，而非客观上的因果关系。

青训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也在此事中凸显。董路的“足球小将”模式代表了一种激进的青训路径，强调高强度训练和频繁比赛，这与传统学校教育存在天然冲突。赵松源家庭选择留在清华附中，实质上是选择了“教育优先”的路线，这种选择在当前中国足球青训体系中并不罕见。资料显示，类似情况在刘凯源身上也曾发生——董路曾力排众议将他纳入体系，但最终刘凯源仍通过其他路径实现了职业化。

此外，舆论环境对赵松源的选择也产生了微妙影响。在“足球小将”初期，赵松源的加入曾被质疑为“走后门”，这种舆论压力可能让家庭在后续决策中更倾向于规避风险。尽管董路通过“力主弄进队”的方式为赵松源争取机会，但这种“非公开录取”的争议始终存在，客观上为赵松源后续选择其他路径提供了空间。

从结果看，赵松源的最终选择并未否定董路的贡献，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董路“伯乐”的角色。但这一选择的本质，是个人成长路径与家庭利益、教育体系之间的复杂博弈。董路的坚持体现了青训教练的使命感，而赵松源家庭的选择则反映了现实主义的考量。这种矛盾在中国足球青训体系中并非孤例，而是制度性问题的缩影——如何在教育优先与职业化发展之间寻找平衡，仍是待解的难题。